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
那是去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44分。在鱼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叶和书籍的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同款的黑白两色风衣，上面印着英语口号“Ibelieveit,Icandoit”。
毛坦厂中学正门，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是午餐时间，而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
高考每年6月举行，为期两到三天(取决于不同的省份)，相当严酷，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杨维(音)是这所公立学校的高考学生，父亲是桃农。他穿着系了一半鞋带的高帮运动鞋，带领我穿过人群。三年来，杨维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
周日上午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我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
“如果把我过去三年做过的所有模拟试卷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地球一周了，”他苦笑着对我说。
杨维和我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联络了好几周。对于招待一名常驻中国的美国客人，18岁的他好像有点犯晕。然而，一场危机正在酝酿。虽然一直在参加模拟考试，杨维的分数却在下滑。
我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时，这件事搞得气氛颇为阴沉。他和母亲住在神树附近的一个单间里，我们就在那里吃的中饭。下午来看他的父亲也到了，还有他的同乡同学、最好的朋友曹英生(音)—所有人都挤在这个勉强够放一张上下铺、一张书桌和一个饭锅的狭小空间里。
毛坦厂镇的出租屋，图片来自网络
这间房的租金很高，可以和北京市中心的地段媲美，但这只是父母为了培养独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做出的部分牺牲。
杨维的母亲林佳敏(音)辞去了制衣厂的工作，来支持他最后一年的备考冲刺。曹英生的母亲也过来和儿子一起居住。“压力很大，”曹英生说。因为他中考的分数不够，家里交的学费比杨维多，每学期差不多1.2万元人民币。
“我母亲总是提醒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因为为了给我交学费，父亲到了很远的建筑工地打工。”房间里静了一分钟。他们都知道，如果高考没有考好，孩子们的未来也是一样。“打工，”杨维说。“体力劳动”。那样的话，他和曹英生就得加入中国2.6亿的农民工大军。
杨维很想当好东道主。不过，当他的母亲给我们不断送上鸡翅和芝麻豆腐时，他的上下眼皮直打架。母亲希望他在午饭后学习，但父亲替他求了情。“大脑也需要休息休息，”他告诉妻子。几乎没说一个字，杨维爬进了上铺，倒头就睡，运动鞋也没来得及脱。
高考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
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高考——分为理科和文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当代化身。科举把年轻男性筛选到国家官员体系中，通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考试制度，延续了多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才废除。
如今，每年有超过万名高考考生(参加美国SAT[学术能力评估]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合计不到万)。但是，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
即使是在我的几个儿子在北京上的一所比较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语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我，“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Sputnik)时刻”联系了起来，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
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本国遭到了抨击。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
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中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
“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ofOregon)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WhosAfraidoftheBigBadDragon?)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
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
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清华附中副校长江学勤说。“而且农村学生越来越落后。”
毛坦厂中学满足的主要就是此类学生的需求。它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
校园里排列整齐的热水瓶，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学习，”杨维说。
靠招收复读生迅速致富钱多得你根本想不到
小镇规划并非学校用来管束杨维这样的学生的唯一手段。杨维来自跃进村，像很多孩子一样贪玩，是父亲口中“村里最调皮的孩子”。毛坦厂中学的班主任是清一色的男性，对学生进行军事化教育，并经常施加惩罚；他们能否保住工作岗位，能拿到多少奖金，均取决于他们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能力。
安保人员驾驶着电瓶车和摩托车，在占地面积近千亩的校园里巡视。教室、宿舍乃至镇上的主要路口均都安装着摄像头，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校长助理李振华说，这种“封闭式管理”能起到效果。
年时，只有98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达到了本科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15年后，学校有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还想努力在年突破万人大关。杨维和曹英生希望自己能名列其中。杨维在床上睡着了，他父亲杨奇（音）因此低声说，“我们现在不能打扰他。”
他戴上了自己的墨镜，而穿着橙色连衣裙和亮片高跟鞋的妻子拿起了一把浅蓝色的阳伞。他们要带我在校园里四处转转。除周日下午的这三个小时以外，毛坦厂中学不接待访客。在这三个小时里，杨维的父母通常会挤在学校公告栏旁边，仔细查看相关表格，寻找儿子最近的考试成绩。
这个学年的早些时候，这个例行活动是让人高兴的，因为那时候杨维的成绩在不断提高，与入读中国近所一类大学所需的水平越来越近。但现在，能否进入二类大学看上去都不确定了。“不用看，”杨奇说。“我们只是想让儿子努力学习，因为他妈和我都没机会多读书。”
尽管有一种隐隐的恐慌感，杨维的父母好像还是迫切地想向我展示这所学校的成功，似乎他们自己对向上流动的渴望靠的就是它。毛坦厂中学是年日军入侵安徽省会合肥后创办的，当时是作为接收逃离战乱的学生的临时学校，条件颇为简陋。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后，毛坦厂中学成了一所永久性的学校。但半个世纪后，随着中国沿海经济的繁荣，毛坦厂中学成了一个遭到冷落的空壳。它被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掏空了，债台高筑。
它的复活则源于中国年做出的一项决定。那项决定的内容，常被称作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教育体系的急剧扩张让中国大学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大学生人数增至万，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美国的大学生人数为万。）
所有学生都必须先通过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高考是为了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引入一种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为出身卑微的学生创造一种向上流动的通道。（锁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数天后，科举考试中的高分获得者将有幸从平日里只有皇帝才能走的中门，进入紫禁城。）
然而，农村地区的学生依然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在杨维的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跃进村，教学设施简陋，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富裕的城市家庭则能请家教、支付昂贵的补课费，或是通过行贿入读市里最好的学校。高等院校的配额制度也明显倒向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农村学生分到的招生名额，比城里学生要少得多。
农村孩子需要额外的帮助，毛坦厂中学就是应这样的需求而生的。起初，学校以较低的收费提供课外的应考培训。年政府禁止公立学校进行有偿补课后，当地相关部门将整套公立学校教育转变成了强化补习培训。（在高一和高二，学生每周可以上两个小时的选修课——音乐、美术或体育。到了高三，学校不允许学生上选修课，只能上高考要考的课程。）
更大胆的是，他们开办了一所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接收“复读”的学生。复读生已从高中毕业，但非常迫切地想提升成绩，因而愿意付钱去再次经历高考的磨难。此举带来了回报。“复读生”所在的大楼，与公立的毛坦厂高中坐落于同一个校园，共用许多资源，是毛坦厂中学盈利最多的中心。
毛坦厂中学的现代化操场，图片来自网络
那里的多名学生一年交的学费，在几百美元到近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之间。（学生的成绩越差，交的学费越高——这种学费设计是为了确保学校有较高的成功率和收入。）经过校门口的保安时，杨奇挽着我的胳膊说，“这学校钱多得你想都想不到。”他的语气里没有指责，倒是有钦羡。
宿舍窗外全是铁丝网防止学生自杀
进了校门，杨奇迫切地指出了学校最近投资2亿元人民币扩建的成果：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一座体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邓小平雕像。屋脊上还有一栋微微发光的沙漏型建筑，那里是行政办公室，看上去更像是机场的指挥塔台，或是监狱的瞭望塔。
校园本身和美国院校的校园一样，修剪整齐，不过这里安放着一些装饰性的石头，上面刻着校训：“不比智力比努力！”最重要的新建筑是一栋五层的红砖楼房，复读生就在其中的教室里上课。在那个周日的下午，当我看到数千复读生涌入这栋楼时，我想起杨维说过的，他们是这所学校里“最拼命的学生”——他们每周的休息时间只有90分钟。
每间教室里都塞满了学生，超过人，学生们说，老师讲课时得用喇叭大声喊才行。住在杨维隔壁房间的男孩就是一个复读生，一年前高考落榜，现在每天晚上要复习到凌晨1点半。自从新学年开始以来，他的名次已经上升了位，进入了年级的前三分之一。
“他就像一个鬼，”杨维告诉我。“但他对我是种激励，因为我绝不想再过一遍这样的日子了！”他母亲接过话头说道，“就算你落榜，我们也没钱再供你在这里读一年。”
杨维的父母和我在一排排宿舍前徘徊，他在毛坦厂读书的头两年就住在这里。每个房间里住着10名甚至12名学生，全都是上下铺。窗口覆盖着丝网，后来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丝网上挂满了晾晒的袜子、内衣、T恤和鞋子。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设施——没有电源插座，没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个独立的澡堂之前，连热水都没有。学生表示，这里倒是有一种高科技设备：电子指纹扫描仪。教师每晚都扫描一下指纹，表示自己已经按规定查了房。
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美元的奖金。
“他们挣钱很多，”杨维告诉我，“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个小时监督到名学生——所以学校规定，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名次。
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学生们告诉我，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对于复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徐鹏成了毛坦厂的英雄
毛坦厂最有名的毕业生是19岁的徐鹏。他身材瘦削，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想去一个“严酷的地方”。
和中国的万“留守儿童”一样，徐鹏是由祖父母带大的，父母则在遥远的城市无锡贩卖水果。然而，当徐鹏在初中表现失控时——逃课，与朋友偷偷外出，沉迷于电子游戏——祖父把父母叫回了宏景村（音）。
母亲不再工作，一心只管他的教育问题，家庭收入下降了。尽管努力要让母亲高兴，但是徐鹏在中考时还是失利了，没能进入该地区最好的高中。他母亲非常气恼，好几天没有和他说话。可供选择的高中很少，徐鹏选择了毛坦厂中学。
“我只知道这所学校非常严格，甚至有一些学生因此而自杀了，”他告诉我。“于是我就相信了。我觉得如果不这样，我就会管不住自己。”到毛坦厂后不久，徐鹏就觉得，老师们还不够严酷。这座学校最北京哪家看白癜风好北京哪家看白癜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