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猛然想起来欠马云那点钱，也不会拿起来日历庄重的看今儿个是几，安排还款日期。巡视完花呗、借呗、信用卡一圈并与他们的眼神确认无虞后，这颗老心才算是安定了下来。日历上说今天是护士节，明天是母亲节。这些个泊来的洋节日虽一步步的被推上潮流而被公众熟知，但他们在我心中从来不正统，因为我小时候根本就没听说过，也没有过过。作为一个资深念旧的人，甚至把他们当做了“蛮夷”，何况他们偏偏还把日历上农历的廿七、廿八这四个字的位置也给占去了。烟雾从指间溜走，日子我喊它它从不停留。一天天，不紧不慢的过，柳絮纷飞里也迎来了家乡的第一个古会----三月二十八。远在清季民国，家乡就是方圆附近最大的村庄集镇，每年三期古会，平日逢双而集。
元宵节后家家户户的祖宗轴谱从墙上请下来，武狮会的社火玩艺也又重新放回了箱子里，村庄除了平常的集市又逐渐恢复平静。这时天气回暖，街里边每天都是那些商贩儿，麦田里人就开始多了。路边的柳树抽了芽，桃儿杏儿开了花，狸猫慵懒的在房檐上晒太阳，散养的鸡在土里刨食儿，老黄狗在看家，而我还是背着书包，蹬着我爸给我买的深藕荷色的小洋车，勤勤恳恳的上学。
读书、写铅笔字、背诵全文的时光在童真的天性里总是显得有些呆板无聊，这时候就开始期盼能有一些除了大扫除之外更大的事发生。当孩子的时候，总是想着吃吃玩玩，过完年能再从家长手里讨回来几块钱大肆挥霍，就开始期盼三月廿八会了。三月廿八，老人们说是东地庙里老虎爷的生日，所以为了纪念他，不知何年，就在此起了庙会，流转至今。后来我翻阅道教的神仙谱系，查无此“神”，并无结果，看样子就是我村的专利了。但究其历史，也不难推测，他的住所虎爷庙，大名叫天齐庙，位于本镇东门外，歇山大殿带东西耳房，占地十五六亩，是过去慈周寨堡内外最大的庙宇。民间传说黄飞虎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姜太公封为天齐大帝。大约过去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只知道庙里的神像叫黄飞虎，时间一长，又逐渐从原神演化了一个虎面人身的神灵，从此本村就有了这位叫“老虎爷”的非正规编制的神仙成员了。
据说老虎爷还显过灵，七十多年前，还是小日本进中国的时候，那年小日本已经过了河北，打到了北中原。慈周寨北边的上官村刚经过一场恶仗，国军跟日军在这里激战，飞机火炮齐上阵。国军败退后，小日本长驱直入，听闻败讯，驻慈周寨的国军已望风而逃，很快攻到这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那天早上，能逃的基本都逃光了，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妇女，女孩，男孩要传宗接代，所以打起仗，一般就是男人带着儿子跑，确是可悲。但就在这当时，奇异的事发生了，经历过这件事儿的老人们的原话是：小日本坐着卡车刚进寨里，从很多巷子里突然冲出来很多老虎，没错，就是老虎！冲上去就咬，有的跳上卡车，日本兵死伤很大，逃跑的很狼狈，日本兵跑了以后那群老虎很快不见了，寨子就这样暂时保住了，事后每个人都说是虎王爷显了灵，后来有人想会不会是狗，但狗的体格显然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全是黄的。没人能说清这些老虎是怎么来的，为此还隆重的祭拜了一次。不管传说的真实性，但是老虎爷在过去百姓心中是庄严的，故事是教人向善的，人们都很感激。
解放过老虎爷庙就打了泥胎，做了区学校，也就是我念的那座小学。后来公社对民间的“迷信”活动看的不那么紧的时候，老虎爷就又出山了。原来路北的老家已经变成学校回不过去，信徒们只好在路南的坑沿上另修了一间红砖小庙另行祭拜（这强大的民间信仰），小时候过会从坑沿路过，见过开门正中挂着一大幅的吊额金睛的老虎画像，老虎爷又默默开始自己的营生了。细数中过了自己的生日，挨到三月二十八，从村庄淡去的那过年时候才有的隆重与仪式感，就又如约的回来了。每到过会的时候，会里的管事人员就得提前把坑里澡堂排进去的洗澡水再抽出去，把戏台搭在那，正对着老虎爷庙，也对着我们的小学校。喇叭头一架起来，意味着学校也要着手准备放假了，这时候家里要待客的老师有的也已经心热了。假期随着开戏而始，杀戏而终，一般都是“大赦天下”的三天，这是其他村的小伙伴们所没有的。有一年唱戏一口气唱了七天，假期结束后，坑里边的响亮但也听不懂的戏曲锵锵伴着和煦的春风悠扬婉转的送到了我们的教室里，这时候不管教生字的语文老师还是教方程的数学老师的嗓子全都败下阵来，全校师生大家只好一起坐而欣赏这从明代传下来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土戏曲大平调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感谢屈原给带来的端午小长假，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老乡--虎王爷，毕竟那个时候国家还没开始放屈原的假，而我们已经开始享受老虎爷带来的福利了。老家三、七、十的三个古会里，想想最喜欢的还是前者。七月会就放了暑假，十月会的喇叭教室里怎么听可就听不到。现在回想起来，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系着红领巾，老师眼里我这个乖学生好少年已经在成为学渣的不归路上马不停蹄的努力了。
要过会的清晨总是不用闹钟就会早早起床的，一路嗅着槐花香，从村西头的我家跑到东头的主会场也要一里多地了，喊着小伙伴一路欢呼雀跃的顺着寨墙根的沙坡上滑下来，顾不上拍屁股上的沙土就径直朝坑东沿的娱乐区杀将去了。拖拉机拉着长长一排的游戏机早已经守株待兔，老板早早的撑起帆布的棚子就坐等收钱了，那一片游戏机去了晚了是没有地方的，低年级、高年级的还有从更远的东地初中逃课过来的，那是男孩子们精神世界的乐园。直到今日我还庆幸当年并没有沾到游戏世界的一点尘埃，因为我当年老是输板儿（游戏币）。游戏机拍不好，那就倒台球吧。这弄到国际上也是高雅的运动，而且5毛钱还给玩三盘。只要你用心，这5毛钱俩人玩到天黑是没有问题的，要是台球倒的快了，趁老板不注意还能拿出来俩球再倒，能玩到吐，应该是那个时候练就了我这辈子打台球技术的巅峰时刻吧。
到了廿八那天，好戏才真正开始了，大坑里的临时戏台下四面八方的听戏人就不约而至的到来了，今天他们不浇地、不薅草，也不放羊，踏踏实实的享受精神上的饕鬄盛宴。他们好多都是骑老式自行车，也有骑三轮车带着小脚老太太的，如果不是专门走亲戚的，这些听戏的人又促生了一个看洋车的行业发展。这些听戏的老头儿老太太们汇聚在一起，坐着马扎、板凳、小椅子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大坑填满，人一多就漾到了坑沿的寨墙根上，有不讲究的老大爷，把拖拉板子摘掉一只，垫到屁股下边，抽一袋烟，听着大平调的“四大扇、两杆号”，看看戏里边的人生，感悟着人生如戏，如痴如醉。
待中午杀了戏后，听戏的人喜欢买一份传统的乡间美食谷儿翻、肉盒、枣糕，壮馍，牙口好的能吃个火烧夹牛肉，有持家的老太太吃自己带的干粮，在从兜里摸出来一个苹果，慢慢啃着等着下场戏的开始。我不喜欢吃这些个老年人的标配的东西，我最喜欢吃路边卖的串儿，非常不卫生但是极其美味儿，小贩儿将豆腐皮，豆腐串串到竹签上，全都是一毛钱一串，选好几串放到他特制的炉子里，约莫着熟了之后，旁边有一盘子辣椒，一盘子醋，根据口味酌情添加。卖串的生意是非常火爆的，经常能偶遇来吃串的同学。吃完串之后抹抹不辣的一嘴辣椒，两毛钱再来一袋汽水，那人生的意义也不过如此了。如果当时给我个县委副书记，那我是万万不会跟吃串儿来换的。
庙会上的套圈肯定是要去捧场的，一毛钱一个小圈，两毛钱一个大圈，我很少买两毛钱的大圈，后来我发现就是买了大圈我还是套不到好东西，我也就不再套了。打枪的、抽奖的、赌一百块钱的等等琳琅满目，充斥着庙会的核心区，这一天的村庄也就成了“北京天桥”，叫卖声、叫好声、戏里边的咿咿吖吖声和着现做的食物的香味相互缠绕着，飞到树梢，绕着村庄，飘到云端又回到我的脑海安家落户。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老大爷，大洋车子找个人多的地方一扎，从车座上卸下来一个折叠椅子，拿出来他的宝贝盒子，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的盒子在我当时看来是个高科技，你只要花一毛钱拉盒子上的捻儿，指针转起来，落到哪就在哪开奖，这个老大爷从来没空奖，若是抽不到东西，他会送你个自制的胶囊，顺着斜坡自己往下走，嘴里还念念有词“没抽中，别不高兴，爷爷给你个海里蹦，蹦北京，蹦南京......”有一次我拉着捻儿，他喊我停，我偏不停，直到我拉开心了中了把玩具手枪，他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一边从他的包里给我取一边念到“小朋友，真灵光，一抽抽着个小手枪，打日本，打老蒋......”我特佩服老大爷的口才，这是我上好几年学的语文老师都不能张嘴而来的。之后我在七月会见过他，十月会见过他，在以后再没见过他了，十余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看麦地了，但我还一直记得他，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说话这么6的人。
三月会是本村一大队五大队的，大会当天卖吃的、卖药的、拔牙的、卖猫狗鸟兔的、卖假古董的、卖牲口的、卖家具、卖布的、卖衣服常常打破行政界线，延伸到后赵与我们四大队的菜市街上，这是整个村庄的盛事到了下午不忙的时候，要是跟着我妈我姥姥去赶会，还能蹭到一双新鞋或新衣裳。这，也是我所怀念的。
有一年过会，唱戏的两边配上了字幕；有一年过会，开始有卖炒冰的；有一年过会，有家商户一直在放两只蝴蝶；有一年过会，开始有了充气蹦蹦床，我蹦着蹦着，就长大了。三月里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
经常在外游走，也已经十年没再去过三月会。咿咿呀呀的大平调吸引的老头儿们一年比一年少了，我也没有了企盼过会的心情与那份等待的虔诚。它在渐渐地变作一个符号，不时地跳跃着，进了我的脑海，一转眼就去了远方。
刘钊光赞赏
